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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第191条对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诉讼时效作了特别保护规定

如何确定利益位阶,是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这就是说,如果法律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表明了法律对于利益位阶已经作出了安排,立法者已经通过此种规定作出了价值选择,司法者应当尊重此种价值选择,而不得另行进行利益优先顺位的判断。换言之,司法者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值取向。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立法者对于不同利益之间关系的选择并不明确,这就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确定法律保护的不同利益位阶。在进行这一操作时,首先要明确案件涉及的各种利益,以及法律规定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阐明立法者在法律中对于各种利益的态度。例如,历史解释方法就是借助于立法资料等,以査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对于各种利益之间关系是如何作出决定的,从而阐明立法者在立法时的立场。

早在2017年 4月
8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曾有幸邀请到海峡两岸民法学界最权威的学者江平、王泽鉴两位先生就“中国民法典怎么立”进行了一场对谈。实际上《侵权责任法》第2条都还只是讲“人身权益”,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格”的概念,《民法通则》当中也是强调“人身权”,这次第109条直接点名“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就为之后人格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想举出两个问题:《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规定了人身关系,从我对传统民法的了解,人身关系应该是包括人格关系跟身份关系。台湾地区“民法”和德国民法关于人格权发展给我们一个警示,立法固然重要,判例学说的创造发展,更能顺应社会发展,实践人格权的保护,建构以宪法人格权为基础,结合民法、刑法、行政法保护人格权的规范体系。

  对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诉讼时效从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有观点认为,保护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要从其年满18周岁时才开始,实践中操作性不强。笔者认为,这是对民法总则第191条的错误理解。该条规定的是,未成年人遭受到性侵害的诉讼时效可从其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并不意味着该未成年人一定要等到年满18周岁之日才能起诉,只要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时,就可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起诉,以此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民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总则的制定,重新开启了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进程。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将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进程,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总则的内容有许多亮点,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彰显了21世纪的时代精神。
人文关怀是民法总则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要制定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民法典。如果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国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信息时代民法典的代表。这就要在我国民法典中反映21世纪的时代精神与时代特征。
21世纪是弘扬人格尊严与价值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理应倡导对人的权利的保护。21世纪的民法,更应突出体现对人格尊严和人的合法权益的尊重。在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科技进步的成果面临着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有可能对个人隐私等人格权带来现实威胁。这样的形势要求把对人的保护提到更高程度。
人文关怀在今天已不仅仅是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使整个民法规则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是革命性变化。比如,传统的侵权法主要以制裁、追究责任为目的,侵害了别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就要给对方赔偿,其更侧重于制裁不法行为人。但在今天,随着人文关怀成为民事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侵权法的立法不再更多考虑怎样制裁行为人,而侧重于考虑如何向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救济、如何充分体现对受害人的关爱。
对人的关怀与尊重,体现了民法的本质和功能。民法本质上是人法,倡导关爱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法的这种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对仁者爱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更多,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和要求也更高。这对民法典的编纂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一部充分关爱人、保护人的民法典,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民法总则突出体现对人的保护
民法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民法总则从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到具体制度的完善,都将对人的尊重、对权利的保障作为一条主线,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确立了保护权利的立法目的。民法总则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彰显了意思自治和权益保护,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法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明:“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我国民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的几条明确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原则,强调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这些都体现出民法总则追求对个人全面保护、维护人的价值、调动人的积极性,进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体系结构彰显对人的保护。从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来看,其关于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规则设计也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该法虽然也调整交易关系,但其本质上是以保护人、关爱人为中心的。一方面,它确认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人格尊严是人格权法律制度的立法基础。在今天,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已经得到了保护,在此背景下,更应让人格尊严作为基本人权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对财产权的保护。只有有效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才能增强人们的投资信心、置产愿望和创业动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个人财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财产安全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保护财产,就是保护人们诚实劳动,保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民法总则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在物权法的基础上完善了平等保护原则,将物权法中的物权平等保护扩展到所有财产权的平等保护。这彰显了民事法律“私权平等”的价值取向,适应了我国当前改革中强化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
增加了对特定主体民事权利的保护。比如,增加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虽然胎儿没有出生,还不能完全作为独立主体存在,不可能完全适用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规则,但是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等方面,又有受保护的必要。所以,民法总则专门对此进行了规范。再如,民法总则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允许他们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可以方便他们的生活,并培养其社会交往能力。此外,民法总则监护制度的规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上把被监护人作为管理对象转变为把被监护人视为独立主体,力求实现被监护人利益的最大化,充分尊重其独立意愿,这也体现了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
民法总则将真正成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强调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现代法律的功能主要是确认权利、分配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权利。民法总则广泛确认公民享有的各项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亲属权、继承权等权利,从而真正成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民法总则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完善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民法总则的制定使我们坚信,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制定一部立足中国实际、展现时代特色,科学的、屹立于世界民法典之林的民法典。
确立民法作为权利法的基本制度框架。民法是权利法,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展开。我国民法总则正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展开的,其有关自然人、法人等的规定,是对权利主体的规定;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包含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客体、权利行使方式的规定;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具体规则的规定;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对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期限的规定。民法总则就主体、客体、法律行为及民事责任等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而分则体系将以物权、合同债权、亲属权、继承权以及侵害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为主线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总则不仅奠定了民法典分则制度设计的基本格局,而且也为整个民事立法的发展确立了制度基础。
构建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民法总则专设一章规定民事权利,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体现了对民事权利的重视,这本身也是一个亮点。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体系规定方面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概念。民法通则只是规定了名誉权,而没有规定隐私权,司法实践一直通过名誉权保护隐私权,此种做法不利于保护隐私权,因为侵害隐私权并不必然导致个人名誉权受损。侵权责任法虽然也规定了隐私权,但只是在保护范围中规定了隐私权。民法总则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第二,规定了个人信息权。虽然民法总则没有明确使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但可以认为其承认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的权利。近年来,个人信息被随意侵犯、买卖的现象比较严重,民法总则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第三,规定了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现代社会,数据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也成为民事主体的重要财产,民法总则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正是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第四,规定了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不论是权利还是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这不仅与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原则相对应,而且为将来对新型民事权益的保护预留了空间,体现了民法总则规则的开放性。
充分尊重个人依法享有的行为自由。保障私权需要确认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身和财产权益,还应系统规定私权的救济机制,全面保障私权。同时,保障私权还意味着尊重个人的“私法自治”,其本质上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与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相反,私权的行使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个人进入的领域,按照私法自治原则,个人均有权进入。这既有利于节约国家治理成本,也有利于增加社会活力,激发主体的创造力。民法总则第五条确认了自愿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该条赋予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广泛的行为自由,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自愿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法之中,体现了民法尊重人、保护人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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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权利和利益边界的模糊性。在法律上,权利和利益的边界常常难以得到十分清晰的界定。例如,就隐私权而言,其内容往往要借助习惯、生效判决等予以具体确定,隐私的内容也要依据一个社会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来界定。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关注的法律上的利益也在发生演变。在立法和学说界定某种权利之初,权利的边界往往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其后出现的一些相关新生法益,无法被简单纳入当初的权利概念之下。因为,新生法益与其他权利和利益之间难以同时得到满足。简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边界在不断发生变化,也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一点在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或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立法的情况,我在立法机关待过一段时间,对具体的立法实践有一些认识和理解。

  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191条对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诉讼时效作了特别保护规定,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该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在此,试作简要解读。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部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传统民法从未涉及的问题,比如人工受精技术、克隆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所带来的如何界定精子和基因密码的法律地位问题;网络的开放性与互联性带来的对网络人格权的保护问题等,这些新型人格权也成为人格权法要应对的问题。

三、确立利益位阶的规则

从这点来看,应该说《民法总则》的起草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好像这次人大讨论时包括我们原来的校长徐显明也提出来人格权的问题,希望能够多作一些规定,但是实际上最后出台的总则并没有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人格权独立成编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民法总则第188条和第191条之间是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关系。民法总则第188条是关于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其起算时间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同时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里的“另有规定”应当包括民法总则第191条关于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根据立法法第92条的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

  这位民法学家一直致力于推动民法典体系的不断完善,他告诉记者,围绕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我国先后制定了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人格权法是完成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最后一步,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这次人代会上,他已经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制定人格权法的议案。

所谓利益平衡就是在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法院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利益,优先考虑哪一种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由于权利位阶常常过于抽象,尤其是立法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权利的位阶也具有不确定性。另外,法律规定的权利位阶也可能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有必要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具体案情解决权利冲突。如果权利位阶难以解决权利冲突,不存在一种价值的共识,将不能以权利位阶来考虑权利问题,只能根据利益衡量来解决。利益衡量是在法律规定有漏洞或者不周延的情况下,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情况下,利益平衡实际上就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价值的衡量和利益的取舍,决定优先保护何种利益。

既然侵权法都已经独立了出来,债法事实上也就只剩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而后两者的内容应该说极其有限,整个债法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合同,再单独在合同法之外抽象出一个债法总则就更没有必要了。

  对民法总则第191条的规定,笔者持肯定态度。因为,实践中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他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按照民法总则第188条的一般性规定,即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不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作出特别规定,是完全有必要的。

  2002年提请审议的民法草案专门在第四编中规定了人格权法,其中规定了一般规定、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隐私权。王利明认为,这已经为我国人格权法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规则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行为人清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清偿的先后顺序应当是先偿付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然后再偿付财产损害赔偿之债。第二,《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合同法》在此对于造成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仅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对于造成人身伤害的,不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一般的过失也无效。第三,《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只有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情况下,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益并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即便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益也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其实,在比较法上,人身损害赔偿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也不乏先例,比如,航空运输工具向死亡或者受伤乘客支付的财产损害赔偿要高于向仅受财产损害的乘客支付的赔偿金额,而在航班延误造成乘客纯粹经济损失的情况下,甚至无须赔偿。

学者如果过多地强调学术上的理由,立法者有时候就会认为,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学者可以讨论,但是立法是不考虑了。

  因此,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191条的特别规定,即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并不是基于权利受到损害而立即开始计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而是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且诉讼时效期间仍然是三年。这显然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记者 刘姝宏
席锋宇)人物小传:王利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他在民法、商法、物权法、债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参与合同法、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由他撰写和主编的民法学教材曾多次获奖。著作等身、默默耕耘的他是法学界无人不晓的民法学专家。

权利优先于利益的规则

我曾经提出来,中国最好制定一部开放性的民法。没有法律依据时,如何确定法源,过去是依政策,现在是依习惯。这就是很大的开放了。

  民法总则第191条适用的一般原则

  ”从实践来看,近几年来,有关侵害公民的名誉、隐私、个人信息资料、性骚扰等案件逐年增多,其中不少涉及到媒体侵权等问题,也涉及到公民和政府的相关关系等,制定人格权法也有利于解决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纠纷。”王利明解释,人格权法制定后,公民一方面知晓自己享有哪些人格权利,另一方面也懂得如何尊重他人享有的人格权利。

以上探讨的诸项规则,并非是一个可以直接适用的具体规则,而只是指岀了在处理相关价值判断问题时主要的考量因素和基本的考量思路。换言之,上述规则并非对利益位阶的最终判断,仅意味着裁判者在此应遵循佩雷尔曼所说的“惯性原理”。按照该原理,“一度曾被认可的某个观点或某个实践,若没有理由不允许又加以抛弃。”如果要改变这些规则,应当承担论证负担。因此,对上述的利益排序所形成的规则,在没有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序位在先的利益应当得到优先实现,序位在后的利益应当劣后实现。但如果在个案中面对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表明,序位在后的利益类型同时也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它就取得了优先实现的序位。这就说明,前述诸项规则事实上包含着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论证责任的分配。

应该说,这次《民法总则》对于人格权的规定我很不满意,它对人格权的规定非常少,只有三条,即第
109 条、110 条和第 111
条。而一些新型的人格利益却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只是在第 111
条规定了保护个人信息,但这远远不够。当然,可能出于以下考虑:人格权要独立成编,不用在《民法总则》当中规定。

  有观点认为,民法总则第191条规定的“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与民法总则第190条规定的“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内容有重合之嫌。对此,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第190条和191条之间的规定,重合的内容只是一小部分,主要部分的内容并不重合。因为,民法总则第190条规范的是法定代理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问题,而民法总则第191条规定的虽包括法定代理人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侵权问题,但主要规范的还是其他人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问题。因此,当两个法条重合时,受害人可以选择适用第191条或者第190条,其法律后果相同。

  其他大量的单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也对人格权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在法律上,讨论利益位阶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在立法论上,立法者在制定任何一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利益之间的顺序,妥当确定各种利益的优先顺位,探求法律的“优先价值”(SuperiorValue)因素。一部法律所保护的法益范围是多元的,包含多项利益,但各项利益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立法者在设定各种保护的法益的时候,就应当区分各种法益保护的等级。例如,《劳动合同法》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益,但根据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至于用人单位的权益问题,应当由其他法律,如《合同法》、《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解释论上,确定利益位阶实际上就是在探究立法的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法律文本。”由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都秉持了一定的利益位阶和价值判断,所以,阐明立法者所作的利益选择,是正确解释法律的前提。此外,从法律适用的层面来看,任何一部成文法都不可能清楚地界定各种利益的位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情加以判断,并依据一定的价值考量来决定如何保护。因此,一般来说,如果法律已经确认了某种应当优先保护的利益,就应当按照法律所规定的顺序来进行保护。例如,《物权法》确认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就应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进行。但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各种利益保护的先后顺序,在此情况下,裁判者危当通过对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尤其是对立法目的的考量来探求法律保护的各种利益的位阶,依据利益位阶,进行妥当的利益平衡,来决定保护的先后顺序。

民法有总则,债法又有总则,合同法里面也有总则,就变成一个一个总则分则错综复杂的体系,难免过分抽象。

图片 1  《检察日报》(2017年04月05日03版)  图片 2  杨立新

  王利明特别强调,当个人的人格权受到侵犯后,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救济将是人格权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对受害人实施特别保护、获得赔偿等。他认为,在侵权责任法中仅有一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在人格权法中进行详细规定。

生命健康权优先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则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王泽鉴,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民法总则第191条只规定了未成年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一般性概念,但该请求权属于何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受损的权利又属于何种性质,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性侵害一般会侵犯其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并产生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是侵犯的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权或者身体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侵权人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受害人应当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侵犯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性自主权)。这应当指的是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依照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受害人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人格权,在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早已有初步规定,民法通则中还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但是,”尽管近20年来,我国先后有大量的法律从不同角度对各种具体人格权予以了规定。但与物权法、合同法等调整财产归属和交易关系的法律相比,调整公民人格权关系的法律并没有体系化,有待通过制定人格权法予以系统规定。”王利明说。

从原则上说,杜会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财产利益。此处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包含了个人的人身利益,因为个人人身利益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情况下,如果个人财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应当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征收制度等法律规则正当性的基础。但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规则也不得滥用,应当进行个案分析。在一些情况下,个人利益本身也间接地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这里说的优先,并不意味着可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旗号任意剥夺个体财产利益。实践中,有的地方将纯粹的商业开发也作为公共利益,并在征收中未对被征收人依法给予补偿,这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不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再如,社会公共利益在位阶上应当优先于某个个体的营业自由。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对人格的保护不是法定主义的,不是说只有类型化的人格权才受到法律保护。类型化一些人格权,主要是要把一些已经有了比较多经验和实践规则的人格利益类型化为权利,方便以后的裁判。

  还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到年满18周岁后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已时隔多年,当年的性侵害证据极有可能早已消失,当事人将面临取证难的问题,这不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对此,笔者认为,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时,如果他不能正确表达意志,他的法定代理人就应该代理受害人起诉侵权人以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如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履行相关职责,那么未成年人可从其年满18周岁之日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所以说,民法总则第191条的规定,给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成年后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

  ”另外,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实证经验也为人格权法立法奠定了基础。”王利明举例说,比如民法通则中并没有直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实务界、理论界一致认为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也就人格权保护问题先后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人格权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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